日本應對日美貿易摩擦的經驗及啟示
2019-04-26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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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美貿易摩擦的背景和階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從廢墟中再生。1968年,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美國對日本的貿易赤字長期占據美國貿易赤字的最大比例(直到90年代后期才由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取而代之)。美國政府為了保護國內產業和就業機會,以日本企業廉價傾銷、日本通商產業省(簡稱通產省,現改名為經濟產業省)的通商和產業政策影響公平貿易等為理由,對日本實施了接二連三的調查和制裁。

日美之間有關特定產業的貿易摩擦主要包括:紡織品摩擦(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初)、電視機摩擦(1960年代至1970年代)、鋼鐵摩擦(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半導體摩擦(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汽車摩擦(197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日美貿易摩擦激烈程度到達頂峰。日美于1985年發生了以《廣場協議》為標志的匯率摩擦。廣場協議簽訂后的兩年內,日元對美元升值近1倍。之后,兩國貿易摩擦開始逐步緩和。

二、歷次日美貿易摩擦中日本政府的應對措施

縱觀歷次日美貿易摩擦,最終大多以日方妥協而握手言和。這是因為,不光日本政府不得不重視日美同盟關系,日本產業界也從趕超美國的過程中,逐步認識到“互惠關系”的重要性。日方各時期采取的應對措施主要包括:

1、自主減少對美出口

為了避免美方的報復性關稅,在通產省和行業協會的協調下,日本從1956年、1969年、1972年和1977年開始,分別對棉制品、鋼鐵、紡織品、彩色電視機的出口量實施了自主減少。1981年,日本對出口美國的汽車數量也設定了上限,開始了自主管控。

2、以貿易讓步交換其他利益

為了顧全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在競選期間對家鄉選民的承諾,1972年日本對紡織品出口美國實施了自主減少。這一貿易讓步被認為可能是同年美國把沖繩的施政權歸還給日本的推動因素之一。有研究者將這一交易夸張為“以絲(紡織品)換繩(沖繩)”。

3、增加從美國進口特別是以往限制進口的產品

1986年,日美半導體協議要求日本以20%的市場份額為目標,進口美國等外國產的半導體產品。1991年,開始自由進口牛肉、橙子等美國農產品。1995年,開始從美國等外國進口最低限度(占日本市場份額4%~8%)的大米。1999年實施大米進口自由化(撤銷份額限制,保留高關稅)。

4、擴大在美國和第三國的現地生產

1985年的廣場協議簽訂后兩年內,日元對美元升值1倍。在日本國內勞動力工資激升的同時,日元在國際上的購買力和投資力也大漲。為了尋求較低的生產成本和避免貿易摩擦,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企業以東亞、北美、和歐洲為三大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地,加速擴大了現地生產。

5、實施擴大內需的結構性改革

1989年至1990年兩國開始磋商“日美結構性問題協議”,日本承諾將擴大內需、消除日本市場的非關稅壁壘、歡迎美國對日投資和出口、改善日美間的貿易不平衡問題。日本加大了公共投資以擴大內需(10年內實施總計430萬億日元的公共投資);限制企業間交叉持股,消除企業并購障礙;加強“反壟斷法”的實施;改正企業間協商投標、企業集團內交易等排他性傳統商業行為;放寬《大型零售店法》中的相關規制;糾正日本國內外產品的價格差異。

三、日本應對美國貿易制裁措施的影響

1、對日本制造業的影響

歷次日美貿易摩擦都曾對日本的出口產業帶來沖擊,有些產業逐步失去了領先世界的優勢,比如半導體產業;也有些產業反而化外壓為動力,在逆境中變得更強,比如汽車制造業。

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半導體產業如日中天,其產品的全球市場占有率曾達70%。但在1986年的《日美半導體協議》以及1991年的《新日美半導體協議》簽訂后,其發展之勢受到遏制,技術領先但經營不善的美國企業卷土重來爭取到了時間和市場。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在美國率先發展,旺盛且高質量的市場需求以及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移民政策有效地推動美國半導體企業重成世界霸主。而日本半導體企業,不光在市場需求與年輕人才供給方面不及美國,還陷入了日企間相互競爭、后續研發資金不足等困境,目前不僅落后美國,部分產品領域還被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反超。

與半導體產業相反,日本汽車制造產業的應對相當成功。日美間發生汽車摩擦后,日企選擇美國主力企業不重視的中小型家用車為主打產品,韜光養晦,不斷改善產品性能(安全、便利、節能、環保)和售后服務,逐步改變了廉價販賣形象。同時,豐田、本田、日產等三大公司利用日元升值擴大了在美國和北美地區的直接投資,既提升了日系車在美國的市場份額(目前高達40%左右),也增加了當地雇用。結果是日本企業后來居上,目前在全球汽車生產第一方陣(德日美)中也處于優勢地位。

2、對日本對外貿易的影響

與特定產業的貿易摩擦相比,匯率摩擦影響了日本對外貿易的整體走向。廣場協議簽訂后,以美元測算的日本制造業成本(特別是工資成本)激增,日本企業紛紛選擇走出去,以東亞、北美、歐洲為中心擴大現地生產。在最初的10年,如果用日元計算,日本對美出口明顯下降。但是,隨著全球產業鏈的形成,海外子公司與日本母公司間的企業內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從而促進了日本對美出口和對外出口的繼續擴大。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日本對美國總體出口額仍保持增長趨勢。從對外貿易來看,日本的應對相當穩健和成功。

3、對日本經濟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末以后,由于日元升值、國內制造業環境惡化、過于寬松的金融流動性等各類因素交錯,誘發了以三大都市圈為中心的日本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面對膨脹的泡沫,日本政府在1990年前后同時采取了連續加息、征收短期房地產交易利得稅(買進賣出5年以內為40%,5年以上為20%)等過強反投機措施,短時間刺破了泡沫。由此引發了以不動產為擔保的金融機構貸款的大面積壞賬和金融機構的連鎖型倒閉,嚴重損害了金融機構為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造血功能。90年代,日本失去了有活力的金融部門的援助,也沒有建立起積極吸引全球人才的移民制度,使得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明顯落后于美國,并進入了“失去的20年”。

許多日本學者認為,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與日美貿易摩擦并無直接因果關系。除了日本政府在內需擴大戰略實施過程中對資產市場泡沫問題的應對有誤,主要應歸咎于日本社會對少子化、老齡化趨勢的應對不力,沒有把巨額公共投資優先用于改善女性生育環境、改善兒童教育環境、改善能大規模接受優秀外國留學生、專業人才的大學科研教育設施,而是盲目地撒向人口低密度地區的機場、鐵道、高速道路、公園、場館等土木工程。

四、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啟示和建議

1、充分認識中美貿易爭端的必然性、長期性和解決的艱巨性

中國與美國政經體制不同,更不是同盟國。出于經濟、政治、安全保障等多重國家利益考慮,美國無疑對中國會比對同盟國日本更為戒備。中美貿易爭端不是通過某個對策、1年、幾年就能解決,需要時間和耐心,要做好持久戰(爭端長期化)的準備。

2、應該理性審視美國的批評和訴求

對于美國向中國提出的批評和訴求(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國有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不公平性問題、部分行業的投資進入壁壘、關稅不對等待遇等),應該理性審視,不可一概對抗、無視。否則,不光和美國,今后和歐、日等其他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也會發生,導致價值觀相似的美日歐抱團孤立中國。如何爭取緩沖時間、培育產業界對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十分關鍵。應及時表達出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誠意,繼續改革政企關系,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引導企業加強對知識產權的尊重,提高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

3、挖掘國內市場潛力化解中美貿易摩擦壓力

在擴大內需時應特別重視生育率下降和總人口可能減少的問題,慎重選擇公共投資領域,不宜過度追求經濟增長率,著力加大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維護社會和諧有顯著效果的教育、醫療保健等領域的重點投資。對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問題要高度重視,但相關對策要漸進式開展。為了抑制泡沫繼續擴大,房地產相關稅種體系(包括交易稅、保有稅、利得稅)必須逐步完善,但是起步階段的稅率宜慎重設定,以避免泡沫短期破裂。上海、北京等影響力超群的標桿性都市,應該通過以通勤圈交通網為基礎的都市圈(范圍大于市行政區)建設,誘導人口合理分布、平抑中心城市房價。要善待以企業家為中心的富裕階層,積極創造對企業家友好的稅制、輿論環境,盡量吸引他們留在國內,共建和諧社會。

4、上海應當在解決或緩解中美貿易爭端中發揮獨特的作用

加快轉變地方政府職能、改革政企關系、加強信息和法規建設服務、培育和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環境。通過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進口促進活動,為美國和其他貿易伙伴國的產品進入中國市場提供幫助。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以美國著名跨國企業為首的全球500強企業。各大院校、團體應該繼續努力,通過擴大人文交流、溝通信息,為構建一個能夠相互理解、存異求同的中美關系做出重要貢獻。


原稿來源: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咨詢研究基地馮學鋼工作室

《美國301清單對上海企業創新發展的影響及對策研究》專題成果

(上海市科研計劃項目編號18692116700)

(日本)亞洲成長研究所(AGI)研究部  長戴二彪

華東師范大學  馮學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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